加州淘金热对中国银器和香港的影响 by Adrien von Ferscht 皇甫安 Translated by Chao Huang 黄超

THE CALIFORNIA GOLD-RUSH EFFECT ON CHINESE SILVER AND HONG KONG

加州淘金热对中国银器和香港的影响     

                                           by Adrien von Ferscht 皇甫安  Translated by Chao Huang 黄超

ChineseExportSilver

 

 

 

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外销银是目前看来最复杂和最多样的银类品种,无法任取一件这种银器物而知其然,因其内涵传递的信息远比其外观要多。拾一件外销银如同握一颗手榴弹,其中满裹着各种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随时准备引爆而揭开一个个秘密。

然而中国外销银长期以来背负着错误的命名,也许长达50年,或许更长时期。即使随着其需求与影响的扩大,银制品也一直并非物如其名,也从没有人给予它一个接近真相的适合头衔。我们有且仅有从史料记载的时间上判断,在18世纪末至1840年这60多年的时间里,一大批重要的新古典银相继出现,先是为了“出口市场”而生产,后则是供“国内消费”而制作。而这些银制品的制造者/主人,多以旅居中国的西方居民或新兴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主。

关于银制品制造者,笔者经过最近大量的勘校性研究后发现,一些被西方认为是“制造者”身份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制造者,而是零售银匠或零售商,并且银制品也仅仅只是其售卖的其中一种特殊商品。这众多鉴定银器标识背后的人物,在这时空中,经常能够带人进入一个无法预料的旅程,笔者本文想要介绍的,便是其中这样一个银器标识—-香港的“Chong Woo(长和)”。

“长和”标识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早期(具体而言是1849年起),此标识虽无特别明确的样式,又往往与优质产品无关,但有其标识的银器却多为稀缺品,并且它的存在清楚地表明了曾有人懂得银器的工艺以及样式质量监控。

实际上,“长和”之名完全是虚构的名称,该标识背后的真实人物是招雨田(Chiu Yu Tin,常称招成林),14岁移民香港,是香港岛最早的移民者之一。他出生在距广州不远的南海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碰巧的是,许多重要的广州零售银匠也来自佛山南海县,也就是说,招雨田很可能与银匠世家有着某些密切联系。

对于招雨田此人,我们所知道的是,在1849年,他利用赚取的钱开始开展奢侈品生意,之后便成为了一名“中国小工艺品”商人。这在1853年的香港名录中有所记载。而1849年在美国历史上同样是一个吉祥年,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第一次在苏特锯木厂(Sutter’s Sawmill)——也就是距离三藩市不远,如今称之为萨克拉曼多的地方——发现了金子。

随后,在香港运营开启后的1851年,来自香港的“华人长和(Chinaman Chungwoo)”的商品进入到美国三藩市。据海关条目记录,船运至于三藩市三个独立商人间的商品,总价值为426美元,包括茶、丝及其他多种品目,后来也包括有漆器、银器、家具、围巾、床罩,甚至还有女鞋。

1842 Hong Kong Harbour

香港在1842年成为了英国殖民地,当时三藩市的人口有大约200人。直到1854年香港拥有2.5万人口,淘金热的一年后的1850年,三藩市拥有相当的人口数量。

San Francisco Harbour 19th century

 

 

 

 

 

 

香港和三藩市在视觉上具有着离奇的相似度,可见于1840年末这两个新生城市——香港港口[上左图]与三藩市港口的绘画中[左图]。

 

 

“长和”船运货物的价值在1850年代急剧上涨,特别是当鸦片成为常规货物运载至美国的时候。招雨田当时虽然年轻,但他从商却是使用当时典型的中国贸易策略——他利用一群信赖度高的商人,创建了一个“联系”网络。由于网络成员常常源自同一家族或同乡,许多方面不无相似,从而导致了这样的人群间的贸易链条有着复杂的所有权结构——各成员管各自账目,由组织者或主要持股人赚取保费,这里则是指招雨田。

我们虽然不清楚第一个“长和”三藩市运营组织是否由招雨田单独持有或管理持股,但此后的记录中清晰表明“长和”之名是存在的而且它是“永和生”(Wing Wo Sang)的一个姊妹公司,两者互有贸易联系。并且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招雨田确实控制并发展了一个“联系”网络,这个网络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合作的团体,再由他通过南北行(Nam Pak Hong)将业务延伸至智力、秘鲁、巴拿马和大多东南亚地区,并以广茂泰行(Kwong Mou Tai Hang)之名进行交易。

拥有香港企业家商号之一——“长和”的招雨田,之后很快意识到全世界新兴市场将会占据世界半壁江山,也发现了加州的潜力将如同镜面景象一样映射到香港的身上。而两地唯一不同之处在于香港缺金子,于是,不同富饶发展状况的两地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Chong Woo circa 1890 Chinese Silver Bowl

[Above] An example of a high quality circa 1890 bowl bearing the Chong Woo silver mark

[上图] 一件约产自1890年的高质量碗有长和的银器标识。

Chiu Yu Tin aged 95

Chiu Yu Tin aged 95

招雨田95岁时肖像画

 

就这样,四十年间,招雨田凭己之力建立起了一个国际贸易帝国。其他南北行商人在1868年组建的一个行会,在1873年提名并选举招雨田为金山商人行会主席。上图是招雨田佩戴办公勋章的肖像画,其为第一个持有勋章之人。据说招雨田对朋友和亲人特别慷慨,他个人曾帮助近千人在中国以外创业。

旧买办与南北行有许多相似处,前者保持香港公司平稳运作,如同高速运转引擎需要有好的润滑剂一样。香港几个现今仍较为出名的银器及其标识依然承担着买办的角色,有“永发”(Wing Fat)、“和隆”(Wo Loong),甚至德辅道(Des Voeux Road)郭氏兄弟(Gok brothers)和“永安”(Wing On)百货。

这些国际或亚洲区域商业公司的进一步多样化,使其涉足保险业务,并常常为航运保单。简单的一件中国银器只要能够拥有一个标识,就容易引人进入一段迂回复杂的环半球旅程,并进入贸易区。然而这个过程却与银制作无关。这正是中国外销银如此独一无二的地方。它经常能够被作为一种载体而探究出更丰富的历史。事实上,与其息息相关的信息是这些早期企业家商人形成了香港和三藩市的中国中产阶级与绅士阶级,两个平行的世界在中国社会秩序中形成了全新的社会阶级现象。

但是,商业形式在香港是与南北行的规则相结合,又因产业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以合作为基础促进贸易,协助军队警察,提升策略处理紧急情况和保持公共秩序,这些都是商人团体议程的内容。招雨田率先将这种社会认识孕育在商人之中并加以宣传指引,进而扩散影响至香港公共服务领域。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在中国公开希望与英国殖民政府携手合作的环境下。

就这样,直到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来临以前,三藩市与香港的航线已然成为了一条独特的海上丝绸之路。

Chong Woo Chinese Silver Tea Pot

 

 

前文提到中国银匠有明确的样式,乍一看有理由猜测其为晚期版本的银来自天津涂茂兴。龙样是该银匠的典型作品。但是,这件作品有“长和”的零售标识,并与“文炜记”的工匠标识一起,可见这是一件高质量的茶壶,并且可能是一套茶具的一部分,能与咖啡器具的质量媲美。

 

然而,香港绝不是中国大陆领土以外第一个中国移民地,美国三藩市才是第一个中国人移民定居的城市。两个城市同步兴起,尽管有不同的原因,各属不同案例,但是各自社会背后都与中国同胞有莫大的关系,这种本质促成了他们的成功。香港与三藩市共同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能够没有任何束缚地进行贸易往来,这种经商环境超过了前20年甚至远胜于在清帝制时期下广州的经营环境。

在此过程中,大量中国人形成了移民社会,成千上万移民者成为了备受折磨的契约劳工,他们被成批船运出国,主要为了替代和填补当地非洲、美洲、加勒比海奴隶。他们虽与英国和美国政府有契约关系,身份与替代的奴隶有所不同,但很多情况下却处于与奴隶相同的命运和处境。在1866年,仅有不下1万多名中国契约劳工在英属圭亚那。

比较特殊的是,在19世纪初,618名中国契约劳工被派往圣赫勒拿(St Helena)岛上从事葡萄酿酒业。圣赫勒拿当时属东印度公司管辖,几乎是英制。这些契约劳力是为了解决英国废除奴隶制的解决方法,从圣赫勒拿的案例来看,到这里的中国年轻人能够为自身前途铺路,在契约期间为东印度公司创造财富,契约结束后便能够选择为谁工作。当时东印度公司最早运营于圣赫勒拿,丰富的档案显示当地曾有大量各种技艺的工匠。这批中国人算得上是比成千上万只能在被迫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契约道路的同乡要幸运得多。

然而,不确定东印度公司是否本应在岛上需要银匠,也可能已经有工艺娴熟的金属工匠,同样有擅长象牙雕刻的人。

 

Chinese Silver and mother of pearl Box

Silver and carved mother of pearl box depicting Napoleon’s tomb on St Helena. The box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mad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820s.
Given the box does not carry any silver mark, it throws doubt on whether the box was made in Canton. As such, it suggests it could have been made in St Helena itself where one of the indentured Chinese workers may well have had silver making and ivory carving skills.

 

银与珍珠母贝盒雕刻描绘了圣赫勒拿的拿破仑墓。这个盒子确信是在1820年代末制成。盒子并无任何银器标识,也质疑此盒是否产于广州。虽然如此,这被认为制作于圣赫勒拿本地,其中一位中国契约劳工可能擅长银器制作和象牙雕刻。

 

生活在南大西洋,便有可能认识珍珠母贝,但东印度公司完备的档案记录让我们对此有全面的认识,其中坟和景观的中国景观轮廓在出现珍珠母贝的盒盖上[左图],然而,对于该处地点和周围山脉的真实情况成为了一个疑问。这可能解释了此盒缺少银器标识的原因。无论如何,此盒确实是中国银并且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此物出现在流放拿破仑的岛上,由此产生了一些离奇的旅客贸易。这对游览小岛的英国格鲁吉亚妇女来说是一种时尚,并尝试让观众不必担心前任皇帝。这些游览的发生很好的记录在档案中并且拿破仑明显对此很得意。

关于半本土中国劳工在上岛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加州淘金热的时间相仿,这些人大多数尝试解除他们的契约,希望能够在解脱契约的条款的束缚中得到自由的保障。他们选择去加州,并且有些可能成功致富,这批人则成为建立纳帕谷(Napa Valley)葡萄酿酒业背后的核心的劳动力。这些都应感谢“加州葡萄酿酒业之父”阿戈什顿•哈拉斯缇(Agoston Haraszthy)上校,全因这位匈牙利移民将中国劳工介绍进纳帕谷与索诺玛谷的葡萄园进行工作。

关于半本土中国劳工在上岛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加州淘金热的时间相仿,这些人大多数尝试解除他们的契约,希望能够在解脱契约的条款的束缚中得到自由的保障。他们选择去加州,并且有些可能成功致富,这批人则成为建立纳帕谷(Napa Valley)葡萄酿酒业背后的核心的劳动力。这些都应感谢“加州葡萄酿酒业之父”阿戈什顿•哈拉斯缇(Agoston Haraszthy)上校,全因这位匈牙利移民将中国劳工介绍进纳帕谷与索诺玛谷的葡萄园进行工作。

关于半本土中国劳工在上岛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加州淘金热的时间相仿,这些人大多数尝试解除他们的契约,希望能够在解脱契约的条款的束缚中得到自由的保障。他们选择去加州,并且有些可能成功致富,这批人则成为建立纳帕谷(Napa Valley)葡萄酿酒业背后的核心的劳动力。这些都应感谢“加州葡萄酿酒业之父”阿戈什顿•哈拉斯缇(Agoston Haraszthy)上校,全因这位匈牙利移民将中国劳工介绍进纳帕谷与索诺玛谷的葡萄园进行工作。

Colonel Agoston Haraszthy

Colonel Agoston Haraszthy, circa 1860

阿戈什顿•哈拉斯缇上校(约1860年)

 

葡萄园不是唯一吸引中国劳工进入的农业场所。到1880年,整个加州从三藩市湾区(Bay Area)到内华达山脉山麓(Sierra Nevada Foothills),众多的中国佃农中有20个中国果农。

Paul Frenzeny The Vintage in California

“The Vintage in California – at Work at the Wine Presses – drawn and coloured by Paul Frenzeny – 1878
clearly showing the Chinese workers at the Buena Vista Winery in Sonoma County

加州葡萄丰收- 压制普通的劳作” 1878年由保罗·夫仁泽尼绘画和填色,清晰显示中国工人在索诺玛县的布埃纳文图拉酒厂

 

结论

香港作为加州三藩市的姊妹城市,其基础形成于一个高度复杂与交织的社会结构中。彼此间相互依靠,两座城市的形成和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相似,很大程度上依靠奢侈品贸易,某些情况下还需要鸦片作为一种奢侈品贸易。两座城市的历史述说了相同境遇下,富饶如何伴随成功迎面而来,影响默默无闻并落后的城市。这是由自我激励欲望去创建社会基础的进程,将福利带到较少运气的地方,将适当安全层次和保证意识带到那些有责任创建基础的地方的发展道路。

“长和”无疑是诸多中国商号名称之一,出现中国银器标识中,它是由一个中国企业家商号运营和持有。这些银器标识长期被误认为是“制造者”。这些商号中很多都与鸦片贸易有关,也有一些并不涉及,宏兴公司的持有者罗氏家族就与之无关。近乎95年中,并没有一些迹象显示其与鸦片贸易有任何联系。

随机拾起其他世界银类品目,观其银器标识,还能够再进行一次如此的穿越时空之旅吗?

下次当我们品尝一杯加州灰皮諾葡萄酒时,或许会想起这位中国人。

Yellow Band

 

 

 

参考文献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Huei-Ying Kuo, 2007, Dissertation – Binghampton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tropolis; David R Mey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orgotten Souls – A Soc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Cemetery; Patricia Li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Catholic Encyclopaedia 1910 Edition.

George, Barbara B. “St Helena – the Chinese Connection” ISBN 1-899489-22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0809/ldhansrd/text/81208-wms0003.htm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809/cmhansrd/cm090317/halltext/90317h0009.htm

“San Francisco in November 1849”, Geo P Putnam, New York

Haraszthy, Agoston. “Report on Grapes and Wine of California.” In Transactions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 During the Year 1858

Paul Frenzeny – An Artist’s Fascination with San Francisco’s Chinese Quarter, 1874-1882; Dr Claudine Chalmers & Philip P Choy, 2012

致谢

李星晔, 北京午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Xingye Li, Ever-art Beijing Limited; The California Wine Museum,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San Francisco; Michael Backman Antiques, London; Case Antiques, Knoxville and Nashville, Tennessee, USA; Supershrink’s House of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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